2021年在全球的歡呼和期待中來臨。新的一年，或許新冠肺炎將逐漸淡出人們視線，取而代之的熱議話題變成氣候變化、地球變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告訴BBC記者羅拉特（Justin Rowlatt），他認為氣候變化持久戰勝負的轉折點就在今年。
值此新年展望之際，羅拉特把支持這個觀點的幾條主要理由梳理如下，以此說明為什么全球抗擊氣候變化的努力，在今年會取得突破。
2021年，世界各國領袖們將匯集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參加第二次全球氣候峰會。2015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是人類聯手應對氣候危機的重要里程碑。
巴黎峰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第一次將世界各國領導人聚集一堂，就各國在氣候變化持久戰大局中承擔的義務做出承諾，達成協議。
巴黎峰會上通過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之前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工業化時代前水平之上不超過2攝氏度，能壓到1.5攝氏度最好。
問題是，各國當時承諾的碳減排目標遠遠沒有達到。按照目前情況推斷，1.5攝氏度的升溫幅度最多12年就會被突破，到本世紀末溫度將升高3攝氏度。
巴黎峰會確立了每5年召開一次全球首腦會議的機制。各國領袖們可以在隨后歷次大會上商討提高各自減排目標的問題。新冠疫情爆發，原來應該2020年11月舉行的格拉斯哥氣候大會推遲到2021年。
因此，格拉斯哥峰會提供了討論增加碳減排量的平臺，帶來一種希望。
其實，這方面已經有顯著進展。
去年，一項至關重要的聲明平地而起，出乎全世界的意料。9月聯合國召開代表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
2019年6月，在工業發達國家中，英國率先宣布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目標是溫室氣體凈排放為零。歐盟緊跟其后，2020年3月做出類似承諾。
隨后，日本和韓國也加入了在本世紀中期實現“零排放”的行列；聯合國估計目前這個陣營里已經有超過110個國家。
聯合國說，這些國家的碳排放量合計超過全球總量的65%，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體量的70%以上。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已經宣布，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將重回這個脫碳減排大合唱。
這些國家現在需要做的是拿出實現目標的具體行動計劃，而這將成為格拉斯哥峰會的重要議題。當然，他們開口承諾這個行動本身已經代表了一個重大轉變。
之所以有那么多國家相繼設立零排放目標，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可再生能源價格降低幅度之大，徹底改寫了碳減排成本計算方式。
2020年10月，政府間組織國際能源署（IEA）得出結論，認為目前頂級太陽能發電系統堪稱“史上最便宜的供電源”。
世界大部分地區新建發電站，可再生能源發電往往比化石能源發電成本更低。
如果世界各國今后幾年都加大在風能、太陽能和電池領域的投入，可再生能源的價格將會繼續下降，一直降到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取代煤炭和天然氣發電開始具有商業價值。
規模經濟效應理論同樣適用于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價格低到一定程度，變成為吸引投資者和政府追捧的對象，從而加速全球脫碳進程和能源迭代更新。
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對脆弱的看法，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完全有可能以超出我們控制能力的方式被顛倒乾坤。
同時，疫情也帶來了1939年大蕭條以來最強烈的經濟震蕩。各國政府相繼拿出刺激方案拯救、振興經濟。
好消息是全球利率在零上下浮動，甚至探入負域。政府刺激方案的成本因此前所未有地低，也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除舊納新”的重建機會。
歐盟和美國拜登團隊承諾以萬億美元計算的綠色投資，在刺激經濟恢復增長的同時啟動脫碳進程。他們也不忘胡蘿卜和大棒并舉；對那些碳排放過多的國家將征收額外關稅。
壞消息是聯合國數據顯示，發達國家在跟化石燃料相關的領域的消費比低碳能源領域的消費多50%。
商界在可再生能源價格下跌和公眾施壓的情況下，也開始轉變經營態度。這背后同樣有強大的財務動力。
如果在石油開采或煤炭發電上的新投資還沒等收回成本就已經失去存在價值，那這種投資還有必要嗎？投資組合里也許根本不應該有碳風險？
金融市場已經看到這種邏輯付諸行動。特斯拉股價今年如火箭般飛升，成為市值最高的汽車廠商，而曾經是市值最高的能源公司埃克森今年股價慘跌，跌出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與此同時，商界有一種涌動的力量，驅使商家在財務決策中納入氣候變化風險因素。運動的最終目標：商界和投資者必須能夠證明自己采取了向零凈排放轉型的必要步驟，而這種披露是強制性的。
已經有70家中央銀行在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將上述要求植入世界金融體系架構，是今年格拉斯哥大會的一項關鍵議題。
所以，有理由對未來抱有希望，但必須認識到憧憬和現實之間還有很大距離。
中國貿促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