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經貿活動中，企業常常會遭遇各種各樣的信用風險，企業因此輕則蒙受損失，重則累及其自身的生存。社會各方面應高度重視信用風險的防范工作。
一、國際經貿活動中信用風險的主要內容
因國際貿易商信用原因導致貨款不能收回或所購商品不符合要求形成的的風險，以及海外投資陷阱導致的投資損失風險，一般被認為是國際經貿活動中信用風險的主要組成部分。
信用風險分為系統性信用風險和常規信用風險。系統性信用風險是指因政治、經濟、社會及法律環境變化帶來的信用風險。
常規風險則包括以下諸方面：
1、客戶帶來的風險，一般是由于忽視對交易方的資信調查引起的。包括對方惡意欺詐；或者對方因為破產及由于市場原因違約。
2、常規信用風險還包括合同項下的信用風險和支付結算時因商業信用及銀行信用問題造成的風險。合同項下的信用風險是指客戶不遵守合同約定行事，不履行合同義務，從而使合同不能順利執行帶來的風險。支付結算時的風險，指結算工具多樣化、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造成的風險。國際貿易實質上是一種單證貿易，進口商若能設法騙取提單即可提貨，而出口商向銀行提交的單據與信用證之間沒能做到單單一致、單證一致，出口商就無法收回貨款，甚至貨款兩空。
這里面特別需要注意合同及支付結算中陷阱條款產生的風險，即一方設置模糊條款，讓對方在不知不覺中違約。信用證的獨立性和對單證的嚴格性往往也帶來了以信用證欺詐為特征的信用風險。
3、常規信用風險還包括不遵守基本的安全交易規則和交易慣例，忽略必要的交易程序保證等交易的基本規則引發的信用風險。如缺乏正式合同、保證金或預付款過低等。
二、信用風險發生的原因及案例分析
（一）信用風險產生的原因
常規信用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以及企業信用風險意識淡漠，沒有建立風險預防與管控機制，以及忽略交易的基本規則。
許多企業沒有投入資源收集信息并進行信用風險調查的觀念和意識。有的企業貪圖小的成本節省，忽視資信調查，往往因信息不對稱最終導致在國際經貿活動中遭受重大損失。
系統性信用風險產生的原因則是因為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環境發生變化，所出現的政策變化風險、社會心理變化風險、匯率變化風險和市場總體趨勢變化的風險。
（二）常規信用風險案例分析
案列一。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浙江一家公司應智利某公司的詢函要求，分三次向智方企業運送橡膠減速帶、定位器等多種產品，貨物總值18萬多美元。智方提貨后，沒有按約定時限付款。至2021年3月，中方多次催討貨款無果。
事后分析發現，中方沒有與智利方面簽訂有關中方供貨（包括數量、規格、交貨期和質量要求等）和智方據此付款的正式文件或者購貨合同，也沒有發生糾紛時如何解決的約定（法庭裁決或者仲裁）。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很難追索貨款。
案列二。2019年，筆者曾收到上海一家公司的請求，稱其與一家智利豬副產品廠家簽署了合同，購買豬副產品54噸，并分2次將89100美元支付給了智方。中方支付完所有貨款之后發現對方提供的物流信息有誤（真實的船號，不存在的集裝箱號）。之后近一個月智方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正確的提單。為此中方企業讓我們查該公司的情況。我們調查了該家智利肉食品公司，發現該企業真實存在，但當我們將中方提給給我們的智利肉食品公司的網址和出口經理的姓名和郵箱聯系方式告知該真正的智利肉食品公司，該公司聲稱網址和出口經理的姓名和郵箱聯系方式均是偽造的，中方遭遇了郵箱詐騙，并由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有智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評論說，智利法制完善繁瑣，有些智利人善于利用法律漏洞賺錢。智利人不以為恥，稱之為收智商稅。
案列三。秘魯一家鋼材進口公司與無錫某不銹鋼公司貿易糾紛。2018年12月秘魯公司從中方進口了一批報價94026.34美元的鋼材，收貨后發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鋼材質量不符合要求，其價值僅相當于合格鋼材價格的60%，中方隨后確認了這件事。之后，秘魯公司有訂購了第二批158311.95美元的鋼材，并支付預付款31663美元，不久又支付了第二筆95647.61美元，但無錫公司一直沒有裝運發貨。秘魯公司由此在2019年5月23日與無錫公司簽署協議，同意支付貨款總額為158311.95美元。但無錫公司仍然既不發貨也不退回秘魯公司已經付出的貨款。
該案例雙方爭執的焦點是對商品質量水平認知不同，同時缺少雙方認可的爭端解決機制，造成矛盾激化，無法調和。
案例四。智利圣地亞哥商會的一個會員企業，一直從廣東一家企業進口衛廁陶瓷用品，因為產品質量一直較好，智利企業由此在購買新一批衛廁陶瓷用品時，沒有簽合同，只有一個裝箱單，并只注明了產品品名和數量，未對質量作出約定。結果智方收貨后，發現產品質量有嚴重問題，但因為沒有合同，對產品質量和爭端解決方式也沒有約定，造成問題無法解決。智利圣地亞哥商會的專家也認為，盲目相信長期的生意伙伴，沒有動態信用管理的概念，這是該問題出現的關鍵。
案例五。大連一家紡織企業與智利一家企業做了15年的生意，一直向其出口紡織品，回款也很正常。2017年這家智利公司連續半年未向大連企業付款，累計欠款91672.53美元。之后這家智利企業通報因其經營不善已經準備破產，企業只有5萬美元的存貨產品，尚需支付破產清算費用和拖欠各供貨商的貨款。最后大連這家企業被迫放棄了追償貨款。
案例六。智利一家礦業公司與中國北方重工集團簽訂購買2臺球磨機的合同，商定在2018年1月交貨，貨值1754714美元。智方付款后，中方一再延遲交貨，引起智方不滿，認為這家中方企業敗壞了整個中國企業的信譽，甚至考慮因此解除他們與其他中方公司簽署的總價800萬美元的購貨合同。后經我們調查后跟智方解釋，中國北方重工集團延遲交貨的原因是因為其破產重組引起的，中方還是有誠意完成訂單的，促請智方與中方企業協商處理相關事宜。
案例七。2015年，中國青島的一家企業，在智利投資建選礦廠，結果被智利的合作方用過期的廠區地表使用權，誘騙中方企業將生產設備發至廠區，智方要求承建新選廠的土建和設備安裝工作，在誘騙中方實際完成了整套設備生產線后，智方企業律師立馬在2017年8月向法院遞交申訴：要求保護該土地上的全部財產---其目的是想利用當地法律實施侵占中方設備財產權。智方并向中方索要設備占地月租金600萬比索，并提出中方6年后無償轉讓設備財產權給智方。中方企業由此掉進了投資欺詐陷阱，蒙受了重大損失。
案例8。長虹電視美國貿易糾紛事件。2001年起，長虹開始對美出口貿易。Apex公司是長虹在美國最大的合作伙伴，長虹是在Apex公司拖欠中國國內多家公司巨額欠款的情況下，與其簽訂了巨額銷售合同。而其與APEX公司合作的資金結算方式是賒銷。這說明長虹在確定信用風險時存在問題。從長虹向美國供貨開始，APEX公司就一直拖欠貨款，金額不斷累加，至2004年12月，長虹應收Apex賬款4.675億美元，而根據長虹對Apex公司資產的估算，可能收回的資金被樂觀地估計為1.5億美元。但從目前能夠查詢的資料顯示確認收回的權益不足兩千萬美元。長虹實際虧損20多億元人民幣。
長虹美國銷售崩盤原因包括選擇了信用不良的Apex作為合作伙伴，不遵守基本的安全交易規則和交易慣例，采取賒銷這一不可靠的資金結算方式等。長虹電視除了遭遇上述這些常規的信用風險外，其在美失敗還因為其遭遇了系統性信用風險-因政治因素導致的信用風險，即美國為打壓中國企業而實施的反傾銷。
2003年5月，美國五河電子公司及2家工會組織，對中國和馬來西亞出口美國的彩電提起反傾銷申訴，其中83%的產品為四川長虹生產的。2004年4月和2004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最終裁定對中國彩電征收反傾銷稅，其中長虹的反傾銷稅率為26.37%，其他應訴企業加權平均稅率為22.94%，未應訴企業為78.45%。
正是由于美國對中國長虹電視征收的反傾銷稅，提高了長虹電視在美國的成本與售價，抵消了長虹電視在美國市場上的優勢地位，從而成為壓垮長虹在美銷售的最后一根稻草。
案例九。大連船舶重工集團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大船海工）接受挪威船王旗下鉆進公司8臺鉆井“毒”訂單事件。
在2013的時候，“大船海工”接到了來自“挪威船王”的鉆井訂單，每一臺鉆井的造價有2.3億美元，全部8臺鉆井的總額達到人民幣約130億元。
大船海工為接受該訂單，破天荒地打破了國際貿易上收取30%定金的不成文規定，只向挪威船王旗下鉆井公司收取了10%的定金便正式開工，從而釀下了巨大的信用風險。而選擇挪威機構作為爭端仲裁機構，則使這種信用風險被無限放大。
截止到2018年，大船海工自掏腰包，投入了17億美元，將這個大型訂單完成過半。但是此時“挪威船王”忽然提出要取消訂單。一年之中挪威方反悔取消鉆井平臺訂單6座。2019年，“挪威船王”又提出并取消了第7座和第8座鉆井平臺的訂單，使得“大船海工”直接面臨破產的境地。身負20億的負債導致資金流緊縮，甚至讓“大船海工”無力償還不到千萬元的勞工報酬。2019年3月份的時候，“挪威船王”還以“大船海工”在工程中“不按時交付”為由，想要追回當初支付的百分之十的定金，甚至還想要繼續加追“損失”。由于合同上注明著“發生糾紛時由買方國家仲裁”，所以大船海工只能自己吃下這個啞巴虧了。由此，“大船海工”被迫進行破產重整。
可以看出，10%過低的定金和爭端發生時由挪威方仲裁，這是挪威船王輕易取消訂單的重要誘因。但筆者認為，這些常規風險因素還不足以促使挪威船王背負失信的聲譽取消訂單。不客氣的說，美國在2018年開始主導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華浪潮，使得國際政治氛圍發生變化，歐洲一些小國紛紛采取反華行動，來向美國獻上投名狀。從這個角度看挪威船王取消訂單并繼續過分地向中方索取所謂損失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大海船工破產重組事件也是常規風險和系統性風險--政治風險疊加的產物。
（三）系統性風險案例分析
對于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信用風險中常規的信用風險，企業只要加強自身的信用風險控制，了解合作伙伴的動態資信，嚴格遵守可靠的交易規則，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規避。而系統性信用風險則是由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環境等因素引起的，其超出了個別企業可以掌控的范圍。
案例十。五礦集團收購智利礦業企業失敗案例。2006年2月22日，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智利國家銅業公司達成聯合開發智利銅資源項目（涉及加維銅礦25%的股權）融資及合資協議。2007年4月，智利國家銅業出現“內部矛盾”：董事會的兩名勞工代表，對合同表示強烈反對；2008年4月，智利銅業聯合會甚至以罷工為威脅，反對中國五礦集團入股該礦。最終，加維銅礦的項目取消，五礦投資項目失敗。其失敗原因是在智利的某些勢力對中國資本進入智利礦產業十分忌憚，最后用勞工問題這一社會政治因素攪黃了投資項目。
案例十一。津巴布韋對外資企業的本土化和國有化。2016年，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對全國的外資企業下了一道“死命令”——要么按照該國本土化法律，4月1日前將至少51%的股份轉給津巴布韋黑人公民，要么關門走人。據有關數據顯示，當時已經有超過1萬名中國商人在津巴布韋經商和生活。統計數據還顯示，2012年津巴布韋外商投資金額為9.29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就占了72%。2016年，津巴布韋政府還同時開始推行“鉆石礦國有化”，要求在津巴布韋的六家主要鉆石企業都必須將股份交給政府，并合并到一年前成立的國營“津巴布韋聯合鉆石公司”中來。6家企業包括中國兩家、阿聯酋迪拜一家、加納一家、1家津巴布韋本土私企和1家津巴布韋國企。毫無疑問，津巴布韋的上述政策給在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造成巨大損失。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外資本土化政策”早在2008年就已經被津巴布韋作為法律公布在案，其內容和條款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此后仍有不少中國私營中小業主、投資者前往津巴布韋開辦獨資企業。
津巴布韋的案例顯示的信用風險就是典型的因為政治和法律因素造成的系統性信用風險，而許多中國企業因為信息不對稱，投資前沒有進行充分的信息和風險調查，最終導致了其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案例十二。中國廣核集團在羅馬尼亞建設兩座核反應堆被毀約事件。中國過去與羅馬尼亞有著良好的關系。2013年11月，中廣核與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簽訂有關在羅馬尼亞建設兩座核反應堆的意向書，2015年11月簽署諒解備忘錄，2019年中國廣核集團與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正式簽署協議，在羅馬尼亞建設兩座核反應堆，總金額60億歐元。該協議被視為中國向海外推銷核電建設取得的重大進展，同時也是中羅兩國友好關系的重要象征。而羅馬尼亞總統約翰尼斯在2019年9月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關于能源合作的聯合聲明，加強了與美國所謂的“盟友關系”。羅馬尼亞經濟部長波佩斯庫2020年5月底曾表示：“羅馬尼亞與美國有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我們尊重我們的合作伙伴。”為了給美國遞交“投名狀”，2020年6月12日，羅馬尼亞政府宣布撤銷與中國廣核集團簽署的在羅馬尼亞建設兩座核反應堆的協議。波佩斯庫要求其國家核電公司在北約內部以及歐盟成員國重新尋求合作，投資建設兩座核反應堆。該毀約事件是典型的由于政治因素導致的系統性信用風險造成的，其不是中國廣核集團所能控制和解決的。
三、防范、減緩和化解信用風險的影響
防范、化解和減緩信用風險需要從微觀企業層面和宏觀社會層面做好相應的工作。
（一）從微觀企業層面防范、減緩和化解信用風險
的影響
企業重點要做好常規信用風險的防范工作。對于可能的系統性信用風險，企業也應盡可能的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并預留相應的備案。
微觀企業層面應對信用風險的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客戶信息的動態管理。建立客戶授信管理，根據情
況確定客戶可交易的信用額度。
2、建立白名單和和黑名單制度。定期進行客戶資信調
查，了解客戶資信的動態變化。
3、中間渠道管理。
4、規范合同管理，防止陷阱條款，嚴禁非合同形式成交。
5、對參與的國際項目投保，沖抵可能的風險。
6、確立和盡量采用有利于己方的糾紛解決機制和追償機制。
7、系統性風險的研判與預防。
（二）從宏觀社會層面研判、預警、減緩和化解信用風險
國家相應管理部門和行業組織要督促企業加強自身的常規信用風險的防范工作，但其主要關注點應放在對系統性風險的研判、預警、減緩和化解方面。
要了解經貿活動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環境的變化趨勢，從而研判和預警可能的政策變化風險、社會心理變化風險、匯率變化風險和市場總體趨勢變化的風險。
努力建設和發展收費低廉的企業信用查詢系統，信用風險信息預警系統和阻斷損失研判系統，公平的爭端調解追索系統，以及全面的國際項目保險理賠保障系統。
對于因國際政治因素導致的信用違約風險，應動用國家力量參與博弈，根據需要針對少數惡劣的信用違約行為建立對等報復機制，力求產生震懾作用，以減少未來發生因政治因素產生的系統性風險的頻率和力度。
中國貿促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