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重塑價值創造過程、商業模式、產業組織和分配格局，各國圍繞數字經濟活動的征稅管轄權和收入分配的爭奪異常激烈。數字稅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焦點議題，涉及國際、國內兩方面稅收政策。國際稅方面主要是對電子傳輸免征關稅承諾延期的討論。國內稅方面主要是對數字服務稅征收的討論。數字服務稅是以企業向“本土用戶”提供某些數字化服務所獲得的收入為課征對象的新稅種，實質就是對大型跨國互聯網企業在本地境內發生的在線服務活動征稅。數字服務稅雖然是國內稅，考慮到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選擇性征收可起到類似關稅的效果。
一、數字經濟對現行國際稅收規則造成巨大沖擊
數字經濟網絡化數字化特性、貿易規模估算口徑不統一、融合發展新業態難以區分、數據價值難以準確估量等問題，對稅收征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給各國稅務部門帶來困擾。納稅主體確定難度增加、課稅對象界限模糊，稅基侵蝕與流失問題日益嚴重。跨國互聯網企業注冊地與實際服務發生地不一致的現象越來越突出，跨國利潤轉移和避稅非常便利。例如美國科技巨頭紛紛將歐洲總部落在愛爾蘭、盧森堡等稅收洼地以合法避稅。聯合國估算數據顯示，跨國公司轉移利潤導致各國政府每年損失的稅收高達5000—6000億美元。稅負公平性遭受挑戰，據歐洲委員會評估，傳統行業平均稅率23.2%，數字行業有效平均稅率僅為9.5%。
二、各國就是否征收數字稅展開激烈博弈
（一）主張免征電子傳輸關稅和數字服務稅。美國是主要代表，中國也表現出傾向此方案。在電子傳輸關稅議題上，美國在WTO電子商務談判提案中指出，免征電子傳輸關稅對于數字產品和服務貿易具有重要意義，主張建立永久免征電子傳輸關稅的貿易規則。在數字服務稅議題上，美國雖未在提案中沒有明確提及國內稅或數字服務稅，但從其一系列舉動可以看出堅決反對數字服務稅的立場。美國是眾多跨國數字企業巨頭的母國，產業優勢明顯、產業利益巨大。美國學者肯尼迪批判數字服務稅理論基礎—用戶創造價值的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在最數字化的市場中，大多數價值仍是由公司而非用戶創造的”。2019年以來，美國對法國、奧地利、巴西、捷克、歐盟、印度、印尼、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國等通過或正在計劃的數字服務稅條款發起301調查，威脅進行反制。蘋果等科技巨頭陸續上調相關收費價格，將稅收成本轉嫁至開發者和其他中小企業。
（二）主張免征電子傳輸關稅和征收數字服務稅。代表經濟體包括歐盟、加拿大、新西蘭、新加坡、巴西和烏克蘭。在電子傳輸關稅議題上，以上經濟體在WTO電子商務談判提案中指出，將電子傳輸免征關稅的暫停令永久化有利于為企業和消費者創造確定性和可預見的貿易環境，避免不必要的市場扭曲、貿易轉移，促進全球電子商務發展。在數字服務稅議題上，其中多個經濟體強調和希望明確免征電子傳輸關稅不影響征收國內稅和相關費用的權利，即征收數字服務稅的權利。其中，歐盟是跨國數字企業的重要市場，卻沒有世界排名靠前的跨國數字平臺企業，加上財政壓力和疫情危機，除了愛爾蘭和盧森堡等既得利益國反對數字稅，其他歐洲國家積極推動征收數字服務稅。2018年，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般性、過渡性兩項獨立的數字服務稅立法提案，計劃加快形成歐盟統一的數字服務稅制度；為避免成員國內部分歧阻礙數字服務稅制定，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率先在國內提出了征稅計劃。截至今年3月，13個歐盟成員國和英國開始實施或表示支持和考慮征收數字稅。
（三）主張征收電子傳輸關稅和數字服務稅。代表經濟體包括印度、南非、印尼等發展中國家。在電子傳輸關稅議題上，印度、南非提交的WTO電子商務談判提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指出數字貿易正以難以想象的速度飛快發展，暫停征收電子傳輸關稅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潛在關稅損失，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造成毀滅性打擊；由于對進口軟件、數據和計算機輔助設計程序等數字產品和服務的依賴，導致其工業競爭力下降。在數字服務稅議題上，2020年以來，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先后發布了本國數字服務稅政策。
（四）越來越多的國家醞釀和執行單邊數字稅措施。跨境數字經濟規模日益擴大，各國稅收主權和利益受到較大影響，特別是凈進口國維護本國稅收利益的意愿愈發強烈，單邊開征數字稅的國家逐步增多。騰訊研究院研究顯示，截止今年4月，已有46個國家開征或擬征直接數字稅，直接數字稅是指以企業營收和利潤為稅基、稅率從1%至15%不等的新增稅，包括數字服務稅、數字預提稅等；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等87個國家通過修改增值稅和消費稅的方式，對數字經濟征收間接稅。
三、國際組織尋求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的全球共識性解決方案
（一）世界貿易組織實施電子傳輸關稅禁令。WTO部長級會議于1998年通過的《全球電子商務宣言》，提出對電子輸送的交易給予零關稅待遇，該項禁令到期后得以繼續延期，但由于主要成員國對數字貿易征稅存在較大分歧，WTO一直未能對其形成正式永久的決議。
（二）聯合國提出雙邊自愿性的協調方案。為解決數字稅單邊措施引發的稅權爭議，聯合國推出了雙邊稅收協定范本。2020年8月，在《聯合國關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范本》新增了數字稅條款。其中，第12A條款允許來源國通過預提稅的形式對數字服務征稅；第12B條款允許對自動化數字服務的所得進行源泉課稅。自動化數字服務所得是指僅需服務提供方有限人員參與、通過互聯網或類似電子網絡形式提供的服務所支付的款項。聯合國為各成員國提供一個數字稅征管的技術性選項，允許成員國通過雙邊稅收協定談判對數字稅征管達成共識。
（三）各國就OECD“雙支柱”方案達成歷史性協議。2013年以來，OECD受G20委托，牽頭組織研提國際稅收改革之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問題的全球解決方案。2019年1月，OECD成員國就BEPS項目下的“雙支柱”提案達成共識。2020年10月，OECD發布《數字化帶來的稅制挑戰—支柱一/二藍圖》報告。2021年6月，G7就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達成協議（簡稱G7協議），有力推動了BEPS進程。2021年7月，中國等OECD/G20包容性框架下的130個成員簽署了BEPS 2.0聲明。2021年10月，OECD/G20包容性框架下的136個成員發布了《關于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雙支柱方案的聲明》，標志著國際稅收秩序正式跨入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雙支柱”BEPS 2.0時代。同月，在美國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雙支柱”方案達成最終共識。
BEPS 2.0方案由兩大支柱構成。支柱一對跨國企業全球剩余利潤在各稅收管轄區之間重新劃分征稅權，全球最大的100多家企業集團將要通過公式化的利潤分配方法在其經營的所有市場轄區繳納企業所得稅。支柱二設定一個全球最低稅標準，全球數以千計的企業將需按15%或以上的全球最低稅率（最終稅率將在10月商定）納稅，這將對跨國企業的供應鏈和集團架構規劃產生重大影響，并將影響稅收優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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